在一篇关于某国企集团公司改制的调查报告中，学者汪晖言简意赅地概述了自1970年代末开始，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理念逐渐在许多国家占据支配地位，并通过里根—撒切尔主义的政治力量在全球范围内播散的历史。到20世纪90年代后，这一理念也逐渐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产生影响，而“中国市场体制的形成包括两个基本方向：对内，国家通过放权让利、发展企业自主权、鼓励各种形式的经济发展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将市场关系扩展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外，通过外贸和金融体制改革，逐渐地将中国纳入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主导的全球市场关系之中。”这个宏大转型过程不仅是公与私、效率与公平、市场与国家的观念之争问题，更直接涉及到中国工人阶级的现实命运转折。

　　遗憾的是，很少见到全面深刻地从工人主体的角度来书写这一过程的文学作品（当然不乏从领导层或者具体个体视角进行的书写），晚近出版的罗日新长篇小说《钢的城》可以说填补了这个空白。它聚焦于临江钢铁厂，从风雪如晦的1994年末开始，写了二十多年间“三工”（工人、工厂、工业）辉煌而痛苦的转变历程，其意义不仅在于题材上的开拓与恢弘格局，更主要的是将“三工”叙述与城市书写结合起来，并且通过人物及其遭际深度剖析了改革的深化过程，如同在矿石中冶炼出金属一样，从工业、工厂、工人的变迁中萃取出刚健有为、日新不已的精神价值。

　　《钢的城》很容易被笼统地评价为工业题材创作的新收获，这当然没有问题，但也因此可能会忽略工业题材文学内部的细致嬗变过程，以及《钢的城》在这条文学史脉络中的位置。作为一种新颖的题材门类，中国的工业文学如同它所书写的对象一样，起步较晚，更多来自于欧洲和苏联工业文学的影响，比如丹麦尼克索的《征服者贝莱》（1906-1910）、捷克奥勃拉赫特的《无产者安娜》（1928）、苏联柯切托夫的 《叶尔绍夫兄弟》（1958），它们往往是将工人身份的诞生同革命事业的兴起结合在一起，工业只是作为背景与语境。

　　无疑，工业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一直处于比较弱势的位置，但在其自身的发展进程中，结合本土的现实依然创生出独特的叙事脉络。中国工业文学的发生同无产阶级革命的进展同步并行，最早产生广泛影响、成为工人小说史上丰碑的是蒋光慈的《短裤党》，突出的是工人的意识转变与革命行动。直至“新时期”彭慧的《不尽长江滚滚来》（1980）侧写北伐时期的工人运动，依然延续了这一题材和主题。由于乡土根性和士大夫文化积淀深厚，现代时期文学的主要题材是农民与知识分子，其中涉及到工人的作品往往都如同前述欧洲、苏联工业文学和受其影响的本土革命文学中那样，尽管从历史主体意义上来说是方向与旨归，却并不占据书写的核心位置，比如茅盾《子夜》中民族资本企业中的工人。这种情形源于工业与工厂在整个文化格局中的薄弱，尚未构成社会与生活的主流。

　　从工人到工厂、工业的拓展，是草明写电厂的《原动力》（1948）。新中国成立之后，伴随着“四个现代化”的提出，工业化成为顶层设计中重要的国策，并在制度设计上自觉地以户籍制度、工农业剪刀差等组织制度形式将工业与农业区隔开来，也诞生了大量工业题材作品，如萧军写煤矿工人生产生活的《五月的矿山》（1954），周立波以首钢为原型的《铁水奔流》（1955），艾芜写平炉炼钢的《百炼成钢》（1957年），草明写增产钢铁与路线）和工人出身的作家李云德写矿山工作与生活的《沸腾的群山》（1965）。如果说，此前更多的是革命话语下的工人文学与工厂文学，至此真正意义上的“三工”题材才联结为一体。

　　因为“三工”文学牵涉到整个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的重要性，所以它总是与意识形态主题息息相关，虽然在主流文学史中并未得到充分叙述，却是时代文化与思想的晴雨表。这表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降的一系列改革题材作品中，这一点我在下一节着重阐述，此处要强调的是“三工”叙述在“新时代”以来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契机。与改革文学更多同政治体制关联所不同的是，这次新兴的工业文学浪潮与综合国力崛起、科技迭代和产生升级的整体环境相互关联，甚至延伸到科幻文学、网络文学和报告文学等相关领域。

　　不过，晚近一系列的工业文学作品，往往都是以回顾历史为主，如阿莹《长安》（2021）写新中国西安的第一代军工企业，李铁《锦绣》（2021）写工业初创时期的东北锦绣金属冶炼厂，水运宪《戴花》（2022）写文革期间的湖南电机厂……它们各有不同，但基本上都展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初期的工人生产生活经验，是社会主义生活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涉及到工业与一整套生活方式的改变、农民性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及工人精神的确立。

　　这些作品可以称之为“新工业文学”，它们区别于更年轻一代主要以“80后”作家为主的东北铁西区叙事，那些作品固然也涉及到工业文化、工业城市背景中的工人生活，但更多聚焦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的创伤记忆，属于集体主义文化废墟上的写作，多数弥散着怀旧、挫败、忧伤和颓靡情绪。这当然有其可以理解的缘由，却同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构起来的“工人精神”南辕北辙。

　　罗日新《钢的城》与上述两者都不同，它叙述晚近二十余年的“三工”现实，生长在20世纪90年代的延长线上，融合了工业与改革、生活与情感、管理与经营、商场与江湖、国内与国外等诸多维度，从而拓展了工业文学的边界。在叙事手法上兼具娱乐性和思辨性，从而形成了清通晓畅、雅俗共赏的美学风格，以细腻的情感和体恤的友爱，为刚硬的工业叙事注入了可读性很强的文学性。

　　中国工业文学的题材主要集中于沈阳、武汉、北京、上海等工业化较早的城市，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美国的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密歇根，英国的谢菲尔德，德国的鲁尔都是著名的钢铁城市，但就我目力所及，尚未见到类似以特色产业为城市树碑立传的作品。《钢的城》值得称道的是，为以黄石为原型的临江这座城命了名，书写出了一个产业同一座城市之间的血肉联结——它讲述的是临江厂的现实，却也接续了自晚清以来筚路蓝缕、赓续不绝的工业化历史。就社会传播的角度而言，文学作品的宣传功能尽管缓慢，却隽永而悠长，能够塑造出某种文化底蕴，进而成为文化符号和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如同老舍之于北京、张爱玲之于上海、沈从文之于凤凰、李劼人之于成都，罗日新同样为黄石这座城市赋予了文学的特性。

　　作为一部为城市立传、为工人立心的作品，《钢的城》的底色是改革，其核心情节或者说叙事动力就是临江厂的两次改革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罗日新处理的改革与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1979）、《赤橙黄绿青蓝紫》（1981）所处理的改革，无论历史语境还是改革途径都已经截然不同，它是更为根本性的制度创新，联系着新自由主义理念的传入背景，效率与公平的博弈贯穿于小说中，更关联着工人的阶级位置问题。

　　第一次改革是临钢厂因为之前的童经理贪大崇洋、盲目投资，造成亏损严重，南钢厂的易国兴临危受命，调进来进行重组改制。易国兴将生产普钢的南钢经验带到临钢，大刀阔斧、独断专行，一方面为了“减员增效”进行“下岗分流”，造成大量几代以厂为家的工人一时间陷入到失业流离的境地；另一方面则迎合市场进行产业调整，将特种钢材的研发生产转为受民用市场欢迎的普通钢材生产。这些改革措施固然可以取得短暂的效果，但从长久来看，则损害了工人和工厂的利益，并且进一步可能引发国有资产的流失。罗日新在这个整体性的制度转型中，引入了市场营销和技术设备革新的元素，让改革叙事得以综合性地完整呈现。

　　易国兴从个人品质和意志来说，既有魄力又有立场，在面对诱惑时也有操守，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铁腕人物。他的断尾求生式改革却陷入了唯理主义的误区，即理性大于情感，有时候甚至显得不近人情，眼里“只有效益，没有人”，将工人当作工具和手段，而不是企业的主人和基础。其内在的逻辑显然背离了国家总体性意识形态理念和更广泛人群的诉求和欲望。但是，具体情境决定了改革的手段，对于他也无法求全责备，一个人无法超越他的语境，他只能在自己经验的基础上抱着石头摸索过河。所以，在他壮士断腕式的休克疗法中，讲究党性和人情的党委副书记冯为泰尽管心有不甘，为了顾全大局，也只得配合行事。易国兴的性格具有悲剧性的崇高，尽管其不讲情面的雷霆手段让人痛恨，却又不免在他遭人陷害落魄时心生同情，对他的爱恨交织情绪则折射出人们对早期全面市场经济改革措施的情感纠葛。

　　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是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阵痛，在其发生的同时，有河北“三驾马车”之称的关仁山《大雪无乡》（1995）、何申《年前年后》（1995）、谈歌《大厂》（1996）等作品。作为主旋律的叙事，他们往往根据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进行理念先行式的创作，在彼时已经逐渐市场化、圈层化、中产阶层意识化的文坛掀起了一股“现实主义冲击波”（雷达语）。如同刘醒龙同名中篇小说的标题所显示的，他们的总体观念是 “分享艰难”（1996）。这些作品直击现场，具有明确的主旨，而缺乏隔了时间和空间的审美距离进行反思的余裕。到《钢的城》，经过了改革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罗日新在叙述这一段改革历史的时候已经具备某种“后见之明”，接续了第二次改革的深化故事。

　　第二次改革的主旨，是从易国兴到俞钢的递嬗。易国兴的改革由于历史性的局限，虽然取得了短期收益，却没有对产业布局的长远规划和国家整体格局的考虑，最终在急剧变动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竞争中趋于失败。年青一代的俞钢，是专业科班出身的临钢厂子弟，在第一次改制期间到外厂工作，积累了经验，再回到临钢。他的改革思路摆脱了急功近利的片面思维，举措主要在一方面退出缺乏特色的普钢领域，进行产业升级，集中于特种钢材行业，从而使得企业具备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则是进行股份制改革，让利于企业的主体工人群体。工人群体重拾尊严，国家与市场在企业中达成协调的稳定秩序，这第二次改革的内在逻辑可以归结为从“分享艰难”到“分享红利”，从更深远的角度而言，这是带有普遍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验总结。

　　改革的过程充满种种龃龉和困境，如何协调政府、企业、市场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其中不乏残酷的一面。历史中人作为亲历者，往往容易“入乎其内”，其优势是积累了丰富细致的经历与感受，但如果不具备超越于一时一地的眼光，则无法“出乎其外”，从而陷入在琐碎经验的沼泽中难以自拔。罗日新以一种理性与情感的辩证法，如实地见证记录了这一过程，显示出历史参与者、记录者与观察者的缜密。因而某种程度上，《钢的城》也可以视为当代史的一个侧面，从中可以窥见中国在21世纪之交艰难而辉煌的大历史进程。

　　大历史总是作用于一个个生动可感、有血有肉的个体身上。在《钢的城》中，就体现为工人群像的塑造。小说的上部“一团火”，讲述的是集体主义语境中工人之间的团结友爱，互助协作；下部“满天星”则是在曾经的集体机制瓦解之后，工人们以个体为单位患难相帮，重建自我与认同。

　　小说中的工人群像从代际可以分为三代，主体部分是身在转型洪流中的祝大昌、傅佳钢这群中生代，上一代则是他们的父辈祝永明、傅长厚这些参与了社会主义工业初创的产业工人，后继者则是他们的弟妹子侄俞钢、黄彦清、林小艺等新一代国企领导与从业者。小说以祝大昌为中心，让处于工厂及工厂周边中不同岗位和职业的工人面目都得以勾勒与描绘。祝大昌属于可以对接上下的中层领导，他的发小朋友则遍布在厂里的不同部门，如平炉分厂的炉前工人赖子、刘胜利、叶老实、活宝、王贵，钳工毛仁银，专业的保卫科干部郑宏，销售员薛浩，总经理秘书涂兰兰，公司办事员施萍，厂区附近餐馆的老板娘蔡红。有的人着墨并不多，但都各具性格特色，他们在时代浪潮中载浮载沉，拼命挣扎，有时候几乎陷于绝境，却又能绝境重生，显示出不屈不挠的生命力。当然，也有像钱老八、周喜、黄毛这样的前工人，后来在混乱嘈杂的转型期蜕变为黑恶势力，展现出稳固的新秩序尚未建立起来之前的复杂局面。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有其背负着的或平淡或传奇的故事，每一张看似平凡的面孔背后都有着或浅薄或深邃的情感与思想。

　　对于工人而言，工业不仅是一份职业，工厂也不仅是上班的地方，更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处所和精神寄托的家园。毫不夸张的说，在集体所有制时代，国企工人的整个身家性命、情感欲求和心灵归属都依托于工业与工厂。那里积淀着家园的记忆、奋斗的激情和难以替代的安全感。所以，当这一体制面临变革时，就意味着不光是衣食生计的无着，更是精神空间的骤然坍塌，牵一发而动全身，会引发剧烈的震动和撕心裂肺般的感受。罗日新写出来了工人身份在历史变革中的变化，以及在这种变化中的“不变”——工业、工厂、工人文化与精神遗产的保留与发扬。其具体而微的表现就形诸于祝大昌23年起伏不定的经历。

　　祝大昌在厂区长大，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临江钢铁公司，因为同薛三妹的恋爱，被薛父作梗，当过火车连接工、平炉炼钢工，从基层干起，凭借出色的能力，逐渐升至车间主任、副厂长、厂长，直至副总经理。不同于易国兴改革中的冰冷理性，他始终对工厂和工人同侪充满感情，无法有效执行易国兴的指令而被边缘化，尽管有着出色的市场开拓能力，却依然被开除。1997年被迫下海，靠着人品和运气赚取了第一桶金，从此开启了民营企业家的上升之路，将江阴钢铁厂和库尔勒钢管厂办得有声有色，产品打入了欧美市场。但是他的缺点也是明显的，就是囿于亲情，被母亲和弟弟祝国祥的情感绑架，导致工厂被掏空破产。这个情节似乎暗示了家族式的私人民企要面对的发展瓶颈和致命阻碍，也表明新型管理机制的进一步深入改革的势在必行。

　　在一系列的情节之中，罗日新都竭力铺陈祝大昌的仁义厚道、大局观念、开拓创新等诸多美德，具备着一个现代企业家的开放心胸和革新勇气。他从国企离开到创办民企的经历，同毛仁银、刘胜利、叶老实合伙开养殖场，活宝与蔡红合伙办餐厅，都意味着工人的身份转变。在社会结构中，作为实体性的工人阶级的形态发生位移，但他们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如同“满天星”一样散落在各个不同的角落，同样散发出自己的光辉。

　　时代潮流席卷而来，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纷杂的个体在其中如同经历大浪淘沙，投机者也许一时得势而终究难逃法网，随波逐流者可能沦为失意者与失败者，勇立潮头者才可能开辟新的天地。在下岗的遍地哀鸿之中，祝大昌和他的朋友们也会沮丧、抱怨、愤怒乃至仇恨，但最终他们走出了工厂的小天地，进而迎来了新的生活。这个生活同工业、工厂和他们的工人身份并不矛盾，并且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叙事之中，《钢的城》洋溢着一种虽经磨难而终不气馁的宽阔与坚韧，靠的是“三工”文化所沉积下来的底气。

　　因而，在工人群像的塑造中，《钢的城》完成了对“三工”文化精神的提炼和萃取。那就是刚健有为，日新不已。其中既有对前现代时期通变传统的继承，也有对国家的忠诚与集体的信念，更多则是在实践和行动中的发现与发明，就像俞钢的口头禅所说：“心动不如行动”。任何事业都是在这样不断的探索、试错、创新中得以推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罗日新用一种通俗的故事笔法完成了在思想领域的掘进——小说从戏剧化的情节结构和人物形象而言，极富影视改编的潜质，可以说是一部类似路遥《平凡的世界》、梁晓声《人世间》那样的当代史诗，其中蕴含着整个的工人生命世界、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

　　小说的结尾值得一提，祝大昌和易国兴聚会，送俞钢上任，两人走到临钢厂建于晚清时代的西总门，那是当初易国兴改革时期工人据理力争才留存下来的工业文化遗产。人事代谢，往来古今，易国兴心中五味杂陈，祝大昌安慰说：“往者不可谏”。易国兴释然道：“来者犹可追”。祝大昌会心说：“岂能尽如人意。”易国兴高声答：“但求无愧于心”。于是，两人大笑别过。这个类似世说新语般的段落曲终奏雅，既有对历史和自身命运的理解与豁达，也有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情依旧。作为点睛之笔，显示了小说所要表达的味外之旨与韵外之致：无论是具体的改革措施，还是绵延的生活实践，始终都是没有穷期的“在路上”的过程，身在其中之人所能做的就是不以为喜，不以己悲，脚踏实地，稳步前行。